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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

2020-07-09

  「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妇女因为伤害胎儿遭起诉的新闻,我就开始思考这种事情是怎幺发生的;身体怎幺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,像电话亭一样被破坏。」

──Rachel Cusk,《一生的工作:成为母亲》

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

  即便限缩于250年内的英国历史,记录「怀孕这件事」的文化建构过程仍是困难的。基于各种理由,生育无论对于妇女、女性主义者、担心国族发展的人、医疗从业人员,都是太过複杂的问题,更何况以上四种身分有可能重叠在一起。

  若我们试着把这本旨意遥深的书用简单的方式讲,怀孕这件事或许可以透过「不怀孕」、「怀孕中止」的面向得到更全面的了解。

  根据作者克莱儿‧汉森(Clare Hanson)的看法,人类对于怀孕这件事在十八世纪以前其实是莫可奈何的。当时女性平均一生会生八个孩子,但能平安长大的不多。「对于没有避孕跟堕胎方法的人们来说,期待婴儿死产或夭折也许是唯一的解决途径。」汉森因此评论:不能说孩子因此不重要,但孩子对父母的意义显然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

三次典範转移

  怀孕的过程涉及两个主体(其中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不被认为是主体),母亲与胎儿。两者的关係,因十九世纪以来医学与解剖的急速进展而快速转变。在十八到十九世纪,对于母婴关係的主流看法是「和谐共生」(harmonious symbiosis),在这种想像里,母亲与婴儿彼此相安无事,互蒙其利,当时的时髦行业「男助产士」对怀孕女性的建议是:「忠实依循自然,身体就会因为怀孕而充满活力」。这样的建议听起来很吸引人,但是除了过来人的经验之外,毫无根据。

  到了二十世纪,另一种概念开始盛行,那就是「寄生模型」(parasitism)。认为怀孕等同于罹患了九个月的疾病,若母亲不好好摄取营养,胎儿会夺取她的养分。这样的观点经过折衷修正后,就是目前较为盛行的观点,母亲与胎儿之间的「竞争性关係」,没有想像中简单。某些医学研究指出,若胎儿未能从母体得到充足的养分,会策略性的选择牺牲某些组织的发育。

  对于怀孕的概念因此可以想成具有至少三次的「典範转移」。而在转移的同时,怀孕也从私人的领域渐渐过渡至公开的领域。接生婆先是被男助产士取代,男助产士又被(一开始大多是男性的)妇产科医师取代。产褥热(一种流行于医疗院所内的致命产道伤口感染)的问题获得解决后,女性不再流行在家中自己生产,而是到医院接受医疗照护。

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 


回归「自然」


  但在这同时,对于身体医疗化的厌弃也油然而生,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妇女在医院的生产经验据信并不舒服,最主要是因为医生与产婆不同,并不提供情感的照护。而在医疗保险较不慷慨于穷人的国家,如美国,一方面对少数民族(如拉丁美洲裔)的传统产婆多所限制(文献记载,她们被认为野蛮又骯髒),一方面又不提供穷人充足的医疗照护,导致了非裔妇女生产死亡的比率反而上升。


  此外,医疗探索怀孕知识的过程也不是一路顺畅,错误的事情有时会一再重複。二十世纪二〇到三〇年代,甚至一直到五〇年代,英国某些都市的妇女,都广泛地被说服接受了放射线产检,比例一度高达66.7%。但后来她们才知道,放射线对胎儿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。1956年,爱丽斯‧史都华(Alice Stewart)发表研究指出,X光可能与儿童癌症有关。加上超音波产检终于被发明出来,才终止了这项可能没什幺必要,但影响难料的医疗手段。当年一位为了诊断双胞胎在腹中情况而接受放射线检测的女性表示:「我有点担心X光会不会有什幺危害,但那时你不觉得自己有权利质疑什幺。」

  

  也有许多人试图把怀孕夺回「自然」的领域中,但他们跟十九世纪时的助产士一样,没有任何证据,单纯显露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。李德(Grantly Dick Read)在1933年开始提倡自然分娩运动,他主张原始人跟穷人更容易生孩子,而且认为妇女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体验一种「兴奋」的感觉。儘管此一主张被汉森认为「与其说是自然,不如说是保守」,但「自然分娩」的概念与相关的组织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按照李德的信念而成立的英国「自然分娩协会」(现在改名为国家生育信託基金会)曾得到英女王的电话支持,透过一系列的产前课程,提供了产妇之间的精神支持。

自然与文化二元论

  

  儘管汉森此书副标题写的是「Pregnancy, Medicine and Culture, 1750-2000」,但她并不认为医疗与文化是对立的,事实上相对于所谓的「自然」而言,医学是文化的一部份。这来自古典的二元对立观点,「自然—文化」、「感性—理性」、「女人—男人」,三个词组之间有着想像的联繫。自然生产的反扑,以及号称无法以理性言说的生产体验、所谓女人的「天职」就此脉络来说有迹可寻。 

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

  但汉森反对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二分,至少不应该这幺粗糙。她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,必须具备特定情境(context-specific),界线可能是动态的。她以淡然的口吻说:「当代最重要的科学期刊,就叫做《自然》,可见自然的概念有多幺不确定。」就长远看来,她也反对女性跟自然之间有特殊联繫、或者必然拥有特殊的身体经验等主张,因为这样的宣称可能导致女性再度回到非理性、不是行动主体的论述泥泞之中。因此,汉森谨慎地赞同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克里斯蒂娃(Julia Kristeva)关于「变形(alien)」的主张,但否定了克里斯蒂娃区隔心智与身体的《圣母悼歌》。

 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,也就是怀孕的议题必须透过「不怀孕」、「怀孕失败」才得以了解。在过去的250年间,「胎儿逐渐地被想像成人,而且是病人」。影响所及,堕胎的限制于二十世纪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。在十九世纪之前,在欧洲跟美国中止怀孕并不违法,因为教会相信观察到胎动之后,未来的婴儿才具备灵魂。而胎动与否只有母亲知道,因此几乎不可能因为堕胎而受罚。但1860年以后,美国开始对堕胎进行了国家介入。但在这同时,避孕知识和工具也一样因为宗教理由被法律禁止传播。因此,二十世纪初期的妇女在意外怀孕时,便以衣架、毛线针等物自行堕胎,死于子宫被戳破的失血或后续感染者大有人在。

胚胎摄影术:建构为「人」、「病人」

  在这里必须提到「胚胎照片的骗局」,许多女性主义者指出,「胚胎摄影术」强化了胚胎作为「人」的建构。1965年《Life》杂誌上首度刊登了胚胎在羊水中吸吮手指的照片,但那一系列照片除了第一张之外,都是用死胎拍成的。而唯一一张不是死胎的照片,也是利用合成技术,模拟出胎儿在那个时间点还未发展出的皮肤。这张照片揭开了胚胎肖像的时代,也产生了一些效应。

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 

  汉森认为,胚胎的地位压倒母亲这件事,在英国远不及在美国那样严重。在美国产生了一些判例,让国家得以介入控制怀孕妇女的身体。孕妇因为她不按照某些方式管理自己的身体,而遭到国家的起诉。美国的状况让英国女性不寒而慄。因为胚胎的「在场」,而抹杀了母亲的「在场」。看得见(儘管照片不是真的)的胚胎,让母亲变成了看不见的透明器皿。直到现在,美国的堕胎禁令仍未完全得到解决,境内反堕胎恐怖行动仍在持续,执行堕胎的诊所被放火焚烧,医生被谋杀,但支持者并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论述,支持他们何以坚持比十九世纪以前更严格的堕胎禁令。

  十九世纪时,英国人担心人口爆炸,马尔萨斯论应运而生。而到了二次大战后,出生率终于低于死亡率,英国又有很多人担心种族「劣化」、「灭种」。汉森认为,供需法则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,「怀孕越来越不常发生时,怀孕的结果才因此变得重要」。二十世纪社会学家的类比可能仍然有效,在商业化的社会中,女性是工人,孩子是产品,医生是工头。孩子本身可能不只是贡献国家社会的「产品」,也是「消费选择」,一种现代人不愿意选购的昂贵消费。

  这个问题可以扣连到近来台湾低出生率的问题。过去的经验显示,母职被极度强调的结果,其他的性倾向与选择也被极度压抑跟否定,这并不令人意外。汉森评论二十世纪初期科幻文学女作家霍丹(Charlotte Haldane)在支持人工生殖的同时,却极度强调母职、并诋毁不这幺做的人是「第三性」(the third)时提到:「在一个只能依靠女人的身体才能繁衍后代的社会里,这(母职)是女性所能打出的最好一张牌。」这句话或许也能这幺说,在有替代选择的社会里,生育就不再是必然需要打出的王牌。

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

书籍资讯

书名:《怀孕文化史:怀孕、医学和文化(1705-2000)*此为简中译本》 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: Pregnancy,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Britain, 1750-2000

作者:克莱尔.汉森(Clare Hanson)

译者:章梅芳

出版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

本文原刊载于国立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网站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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